作者∶Raja Petra Kamarudin
日期∶27-11-2008
原题∶Challenge accepted
森美兰州历史协会财政, Mohd Misan Mastor, 说RPK对历史无知，竟然说陈平是个自由斗士。他挑战RPK提出反证。Misan所需要的证据可从书籍《巫统之前的马来民族主义∶穆斯达化胡先回忆录》里的第三十四章∶人民力量中心 -- 全马联合行动理事会会议（1947年）中找到。
历史学家说RPK对历史无知。
芙蓉: 部落客RPK被形容为是对历史无知的人，因为认为马来亚共产党的前总秘书陈平是自由斗士。
森美兰州历史协会财政Mohd Misan Mastor今天说，自从马六甲王朝的陷落，一直到葡萄牙，荷兰，英国和日本的占领，马来人都在对抗着殖民主义。
"陈平并不是起来反抗的第一人，"他对马新社这么说道。
他是对RPK最近的发表说这个国家的独立是由非马来人发起，而陈平是个自由斗士的说法做出评论。
Mohd Misan说马来人对自由的斗争的高峰是他们挫败英国人推行能侵占马来统治者权力的马来亚联盟的努力。
他挑战RPK证明国家的独立是因为其他人的努力成果。
"当马来人失去民族主义精神，变得对历史无知的时候，这样的事情就会发生了。"他补充说。(马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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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独立的斗争就开始了。在日据期间，斗争也没有停止过。二战过后，所有的种族，包括马来亚共产党成员都合作为独立斗争。只是当英国拒绝马来亚人的独立条款时，马共才转而进入森林里继续对抗英国。但那也不只是马共成员而已。许多非共产主义者也加入了马共的游击行动。
独立的争取并不是马来人在做而已，而是所有种族的努力，就如以下的篇章所示。不能否认的是，在那之前，许多马来人确有起来反抗英国人，甚至有的还因此丧命。但只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据时期的时候，一个独立的马来亚或马来亚联邦 – 包括了海峡殖民地，马来属邦和马来联邦的念头才被带到一个更高的层次。在此之前，所有如今的州属都是各自为政，也没有我们今天所知道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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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力量中心 -- 全马联合行动理事会会议（1947年）
在神的恩典下，通过人民力量中心 -- 全马联合行动理事会会议, 我得到了第二次的机会参与规划马来亚独立宪法。第一次是在1945年7月，通过由日本人主导的辅导所（Hodosho）与半岛印尼人协会（KRIS）。当时的日本在面对盟军的还击，已是临死边缘。这里有两个不同点。第一次的伙伴是在太平的日本苏门答腊马来亚军事行政服务的Burhanuddin医生, 而我还是个农夫。在当时只有五个马来属邦，而这个时候就有九个了。
在1946年12月22日, 在马来亚的各种族，但主要是非马来人的左倾政体成立了一个联盟，称作全马联合行动理事会(AMCJA)。成员有:
1. 国大党(MIC) – 由John Thivy领导,
2. 马来亚民主同盟(MDU) – 由John Eber领导,
3. 新民主青年同盟(NDYL),
4. 退伍抗日军同盟会(MPAJECA),
5. 泛马来亚职工总会联盟(PMFTU).
四个月后，在1947年2月22日，在吉隆坡的马来国民党总部的一个会议里，左翼马来政党成立了他们自己的联盟。联盟的名称叫做人民力量中心(PUTERA)由Ishak Haji Muhammad (Sako伯)领导, 成员有:
1. 马来国民党（MNP）为其核心组织，由Burhanuddin医生领导。
2. 醒觉青年团（API）– 由Ahmad Boestamam领导
3. 觉醒妇女会（AWAS）– 由Shamsiah Fakeh领导
4. 行动青年党（GERAM）– 由Aziz Ishak与A. Samad Ismail领导
5. 泛馬來亞農民阵线（BATAS）– 由Musa Ahmad领导
6. 泛馬來亞宗教最高理事會（MATA）
在与Burhanuddin医生跑遍北马的时候，我们对将到来的人民力量中心 -- 全马联合行动理事会会议作了很深入的议论。以便在这个包含了马来人及非马来人的政体联盟中，推广我们向英国人要求独立的宪政方式斗争。许多战后的非马来人联盟和政党都是左倾的。马来国民党是唯一的马来政党，在早在1946年的时候就了解到, 除非马来亚的三大社群 -- 马来人，华人与印度人，若不一致要求的话，独立是不可能达到的。
由拿督翁嘉化领导的巫统，却看不到这个事实，还继续以战前的马来亚的情况操作。在1951年，战后六年，一个巫统带领的代表团去到伦敦要求更多的马来人警官，特别是副警监以上的阶级，以及马来人教育的改进，还有其他课题。可是，就是没有提起独立的事情。很讽刺的，在1951年，拿督翁才开始觉悟，要得到独立，就非要得到非马来人的合作不可。
如前所说，Ishak Haji Muhammad在早些时候被Burhanuddin医生叫去吉隆坡会见全马联合行动理事会的代表Gerald de Cruz以便安排人民力量中心与全马联合行动理事会合作来与英国争取独立。在我和Burhanuddin医生结束了我们在浮罗山背的两天之旅后，Ishak交给了我们他会面的成果，马来亚人民宪法献议书的草稿。“这是我所能做到的了。若有什么不满意的，请在到来的人民力量中心与全马联合行动理事会会议上提出。”我们答应他在回去吉隆坡的途中会阅读这份起草书。在我们还未来得及邀请他进餐的时候，Ishak就离开了。“Ishak就是这样的了。他是寡言的人。”Burhanuddin医生这么表示。我怀疑他们两人之间有点矛盾，所以很难令他们打开话仓。
我是情愿当他们的中间人的。无论如何，有四件事是能够把他们联合在一起的:斗争，党，马来民族和国家。只要这四样东西有在，没有什么东西能够分开他们。
全马联合行动理事会及民主同盟提议的条款有:
1. 马来亚与新加坡将联合起来。
2. 一个民选联邦咨询理事会。
3. 任何人将马来亚当作是他们的永久居住地，以及效忠的对象将获得同等的公民权益。
4. 马来统治者将成为立宪君主。英国人再也没有权力影响或劝告马来统治者。民选的连邦咨询理事会则起而代之。
5. 回教及马来风俗将通过一个特别理事会，完全由马来人控制，而不是苏丹们。
6. 马来人在所有领域享有特别权益以便得以进步。
在读过这份献议书的草稿之后，我肯定若左翼马来政党完全接受这份献议书的话，这些政党就失去了他们的信用，影响力和支持。无论如何，在这份献议书的前言上，我在“九个马来属邦”的字眼上看到了一个漏洞。我让Burhanuddin医生特别注意‘马来’这个字。若我们巧妙地 ‘利用’这个漏洞, 马来人就能在大体上得益了。在从槟城到吉隆坡的疲惫列车之行上Burhanuddin医生对一粒水煮蛋，一条香蕉和一杯咖啡就很满足了。而我还要加多一碟来自餐车厢的炒饭才够。食物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
如我所说，当我们从北马一抵达吉隆坡时，我们就去John Thivy在谐街的律师楼找他。他是国大党的总秘书，而Budd Singh是主席；他们两人都是社会主义份子。Thivy, 是来自瓜拉江沙的一个世家，非常明白马来人风俗和热望。他向我们透露说印度社群和马来社群有同样的担忧 – 被华人“淹没”。因此他答应支持所有能保证马来人与印度人的“安全”的有利提议。我相信当Thivy变成右倾时，他就离开了国大党；有人告诉我说他现在在菲济岛。
在还没有出席人民力量中心与全马联合行动理事会会议之前，我们马来人在Ibrahim Karim在甘榜峇汝租下的住家里见面。他是醒觉青年团的总秘书。由于缺乏盛具，我们喝着泡在水桶里的咖啡。这水桶是拍卖花环以及Burhanuddin 医生和Ibrahim Yaakub的相片，少得可怜的剩余金买的。那些相片都不怎么卖得出，当真令人失望。虽然Ibrahim当时被称许为马来英雄，但他的照片一张也卖不出。
我们搭一辆巴士车到福熙大道（现今的祯禄路）一栋五层楼的建筑物。这是吉隆坡当时最高的建筑物。马共的旗在那里飘扬。但是会议并不在马共总部那楼举行。会议的桌子排成圆形。我就坐在坐得有点硬直的Burhanuddin医生的左边。Taha Kalu（马来亚国民党代表人物之一）则在他的右边。Taha的右边是John Eber (马来亚民主同盟)，而John Eber的右边是Ahmad Boestamam (醒觉青年团), 然后是林建才(马来亚民主同盟)和John Thivy (国大党)。Ishak面对着我，在他左边是会议秘书Gerald de Cruz (马来亚民主同盟)而右边是陈祯禄爵士(全马联合行动理事会)。陈爵士身穿无结领大衣衬衫。陈爵士的右边是几位来自新民主青年同盟（NDYL）的代表, 退伍抗日军同盟会(MPAJECA), 以及泛马来亚职工总会联盟(PMFTU)的罗清（译音）– 全都是年轻人。他们也许是前线人物，不然就是喽啰了。每个人都拿到一份《人民宪法建议书》的起稿。而我的则满是记号，反映我在火车的旅途上已有备而来。
人民力量中心与全马联合行动理事会会议以作为主席的Ishak的致词开始。我们必须小心翼翼；不要有任何不必要的因素而导致死胡同，令大家为这个国家做出的独立的努力泡汤。我们必须同心协力，争吵只会让英国人统治得更久。即使平时最牙尖嘴利的Ahmad Boestamam也非常地低调。每个人都表示得很被动，耐心，容忍态度，和平思维和团结的姿势。每个人都要结束英国人的统治。每个人都渴望生活在一个自由的马来亚。Ishak主席非常小心地选择他的用词，尽着他的责任。唯一说得比较高声调的是会议秘书Gerald de Cruz, 他是出了名爱开玩笑和幽默。所有六项条款都轻易地通过了。我注意到来自新民主青年同盟，退伍抗日军同盟会, 以及泛马来亚职工总会联盟的代表都默不出声，就像陈爵士那样。
作为人民力量中心的代表，我利用“九个马来属邦”这个在前言里出现的神奇字眼做为人民力量中心有绝对的权力的证明，来提议多四项条款，以巩固我们的权益:
a. 马来文是马来亚的国语及官方语文。
b. 马来亚的国防及外交政策交由马来亚与英国政府平等共同处理。
c. 马来人是马来亚人的国籍名称。
d. 国旗上要有红上白下条纹。
(a)和(b)条款很快地被新民主青年同盟，退伍抗日军同盟会, 以及泛马来亚职工总会联盟的支持下通过。他们都是嫌弃殖民主义的人。但是(c)条款则挑起了会议的神经。就像每次马来人要求在行政及就职方面具有六四的固打那样。
陈爵士激烈地反对(c)条款，而那三位年轻人则表现非常冷静。我提高声调表示对有关反对的不满，以一个问题引起他们的注意。在乡村里的马来国民党，醒觉青年团及觉醒妇女会上百千的马来支持者会如何反应呢，人民力量中心是否应该宣布人民的国籍不是马来人而是马来亚人? 他们可能会像一只用红布激怒的公牛般轰击我们。左倾马来政党将会崩溃, 让英国人及右倾马来政党称快。
即使我已很小心地呈现我的提议，林建才站起来说，“我们不是由人民领导的狗，我们领导人民。”我飞快地反击这强烈的言论说，“你今天能在这会议桌上出现，不是因为人民选你的吗?别羞辱人民了。你应该收回你的言论。”
我后来看到会议秘书Gerald de Cruz在一张大张的纸上写东西，然后他举起来让大家看。他写的是加黑大写的“CRACK（表意破裂，也有笑话的意思）”字。Ishak主席就提议把这课题让一个小组在当天傍晚处理，隔天才发表结果。该小组当晚在甘榜峇汝举行马来晚餐会，菜肴有米饭和木薯苗蔬菜咖哩。一位人民力量中心的代表终于很正面地影响了那些对我们的马来人作为国籍持有反对意见的人。
我们问说，“用马来人作为我们的国籍有何不妥呢? 若这要求被拒绝，我们只能推论殖民因素渗透了这个会议，殖民主义份子还保有控制权。” Gerald de Cruz很爱吃马来食物。也许那道咖哩令他接受了‘马来人’作为国籍称呼。我感到欣慰这件课题并没有把这个会议打散。实际上，这个提议能通过得要感谢那三位年轻华人的一票。他们一开始就对我们的讲辞和要求非常信服。
在会议的第二天，醒觉青年团的领导Ahmad Boestamam手握决定性的一票，让人民力量中心得到胜利。因为这个胜利，我觉得马来属邦和马来民族能够得以保存。套用汉都亚的话语的话，“马来人将不会消失在这土地上。”
接下来的商议是有关公民权。全马联合行动理事会提议了属地主义（jus soli）的概念，但人民力量中心觉得难以接受。无论如何，Taha Kalu看来同意属地主义。由于他离我近，我举起拳头示意地警告他，“你支持这个属地主义的话，我会揍你。”幸好他支持了人民力量中心一票。虽然我做了这些手势，离我比较远的Ahmad Boestamam不晓得我的手势含义，他支持了全马联合行动理事会的提议。我告诉我自己, “神啊! 现在会发生什么事呢?”
全马联合行动理事会的提议被通过了，我们的麻烦就大了。我心里飞快地转着主意要如何弥补这件事。我假装不懂得“修正” 的意思, 要主席作出定义。之后，我又问“条款”的意思。我假装不知道这些字眼，来压一压其它人的惊恐。我后来提议一个“条款”，注明马来人与非马来人在所有联邦理事会和所有政府生意上的固打。我要求在马来人与非马来人的分配上有一个限制或特定的方式。
会议秘书Gerald de Cruz对我的提议尽量置评得非常温和。他说他早料到有此一着。他解释说，若采取‘普遍选举权’政策，马来人应该得到95%的投票，95%所有的席位和职位。其它的会议成员都接受这点。Ishak主席也无法可施。Burhanuddin医生紧闭双唇，因为会议是以英文进行。(较早之前，当谈及‘国语’的课题时，非马来人成员要求给与妥协说，“请给我们十年的时间来把马来语学上手。” 因此，我们怎么强迫他们在会议上使用马来文呢?) 我站起来，很小心的说，“我们马来人不要95%，因为这是不公平的。我们不要80%，因为这是不平等的。我们不要80%，也不要70%。不过在所有拥有这土地的马来人的名义下，我们要60%。我们只要求60%因为我们明白民主的概念。与此同时，我们要维护这土地的人的权利。”
我被民主同盟的领袖，John Eber律师大声喊叫。他咆哮说，“我本来不想说难听的话，但现在，我不得不说了。事实是，你的人无权要求独立 – 还要得到别人的帮忙来为你诉求。”他补充说，“我们是情愿与你合作，帮忙你争取的人。现在你要为你自己和我们规定固打?”他顿了一下继续说道，“我站在这里宣扬我党的原则，而其中一项就是民主。”在坐下之前，他用手指指着我，明确地问“他是民主的吗?”
我被逼站再起来一次回应他的言论。我忘了要保持冷静和镇定。我忘了什么是妥协和合作。幸好，我记起Sutan Jenain的话, “让你的心热，不是你的头。”我以剩余的沉着说道， “你看看在这会议里的马来人，这些人民力量中心成员的外表。他们的头发没有梳理，穿的是没有熨的邋遢衣服。有的没有机会梳洗，因为他们睡在巴士车站和火车站，为的只是要出席这个会议。有的甚至没有吃早餐。他们喝的咖啡是用水桶倒出来的。但是你，先生(望着John Eber), 即使你已经有一张很舒服的藤椅，你还要一条摺起的毛巾来当软垫。在我们之中，谁是真正需要独立的，是你还是我们?” John Eber站起来拉掉他椅子上的毛巾。他生气的脸变得赤红。他是很愤怒，但我管不了这么多。这叫做以牙还牙!
主席站了起来要平息这种情况。再一次他提议将这固打的课题交给一个小组讨论。结果全马联合行动理事会同意了六四的固打。我非常感谢神的祝福。马来属邦及马来人现在已有保障。这将能保持马来人的卓越地位。这结果将保证马来人的未来，特别是在非马来人的选票多于马来人的情况的时候。我必须提起在全马联合行动理事会内的国大党的John Thivy履行了他的承诺。他为了大家的利益，支持每一个人民力量中心的提议。
成果
我们商议的十个原则就是后来的人民十原则，代表了所有的社群。自从这马来亚的人民宪法被承认及公诸于世后，人民力量中心和全马联合行动理事会的合作关系更加稳固了。因为除了行政人员和精英，媒体都大力支持我们。人民宪法的最后版本作为在马来亚内的不同社群要求独立的心声被送去英国政府。人民对这宪法的反应就是他们的精神的证明。但是英国人看来不予理会，拒绝与我们商议，甚至不过目该宪法，就像没有什么要紧的事情已发生了般。我们必须想出我们的下一步。结果我们发起了1947年的10月的大罢市，并得到广大人民的支持。商店都关门不做生意。吉隆坡看起来像个废墟。
报纸写了什么
我不记得马来报章写了什么。理事会当然是反对大罢市的，因为三大种族合作的努力必须小心谨慎。但1947年9月23日的海峡时报形容大罢市为: “第一次的尝试把马来亚政党的政治如飞机般高高地放在敌对种族利益之上，也是第一次的尝试建立起非马来人于马来人社群之间的政治桥梁”。其它的英文报纸都觉得人民宪法大致上都很公平。
结论
人民力量中心与全马联合行动理事会的努力是我第三次要得到独立的尝试。我在那三次中都失败了，但我还是继续致力于解开那紧握着马来亚的殖民之手，然后让马来亚从英国人的束缚中解放。这些念头总在我心头中围绕不去，我决定继续与Burhanuddin医生斗争下去。这令我必须留在吉隆坡。我觉得是时候把我留在马当，并已有数月不见的家人带上来吉隆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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