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Raja Petra Kamarudin
日期∶15-03-2009
原题∶“Marilah kita hidup atau mati sekarang”
我的早期教育是在吉隆坡的爱丽斯斯密斯学校渡过的。给那些不熟悉早期的吉隆坡的人知道一下，那间学校就在独立体育馆和国家体育馆附近的语言局Dewan Bahasa后面。这间学校是专为英国专业人士子女而设立的。整间学校也许只有三个亚洲人罢了。另外两个的其中一个是我名字已经记不起的华人男孩，和一个叫做莎拉陈的女孩 – 我的第一个 ‘女朋友’，算是吧, 虽然她都没有任何表示说知道我的存在(所以这实际上是一种单方面的‘关系’)。
这间学校最高班是到五年级 – 因此到了六年级我就转学到在巴生Meru路的小学。我也在这里的高等学校呆过一阵子(大概是一个月)，之后从1963年到1965年，就被送入瓜拉江沙的马来学院。
我不能忍受那种全是马来人的环境 – 在经过近七年的全英学校的环境下，算是一种文化冲击吧。然后在1965年，我中三的时候, 我就被转到一个比较‘正常’的学校。我的父亲送我到维多利亚学院直到1967年我中五为止。由于我不太会使用马来文，因此常成为被欺负的对象 – 他们叫我做‘复新老外’ – 这使我在江沙马来人学院的生活无法忍受。我从来不参任何人，也没有什么朋友，除了‘华人马南’, 一个有华人脸的马来人。他的父亲是在马六甲的德林达军营中的人。
在维多利亚学院，我比较觉得是在家里一样。我的 ‘好’朋友是Rajadurai (我们都叫他做‘登姑’, 因为他的名字里有‘Raja（王）’), 严胜，永文，Onn, Azizul, Karim, 还有约半打其它马来人，华人和印度人。这些朋友美好的地方是他们不是我的马来人，华人或印度人朋友。对我来说，他们都不是我的马来人，华人或印度人朋友。他们只是‘我的朋友’。简短来说，我们都是‘色盲’的。
不过那个时候是60年代。然后在1969年, 我们突然发觉这里毕竟还是有分别的。我们不再只是‘朋友’，而是马来人，华人和印度人朋友。最后，我们都各奔东西。我听说Rajadurai被人谋害死了。我是在Onn的床边看他咽下最后一口气的。我不知道严胜，永文，Azizul和Karim怎样了。我连其它那半打的马来人，华人和印度人朋友的名字也记不起了。
这是非常令人伤心的，直到今天，这些朋友都不再是我生活中的一部分，我也不是他们的。我们曾经如此亲密，比兄弟还亲。现在, 他们只是我模糊的回忆。
这个国家到底对我们做了些什么? 在1969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令我们分开? 在六零年代不紧要的事情，到了今天却是非常重要。
这国家令我们失望。今天的政客把时钟倒转，摧毁了多年以来所建立的。这个破坏之大，连我们的有生之年也看不到国家恢复本来的样子。即使到了下一代，也办不到。
我再也看不到马来西亚有任何希望。我们需要奇迹才能看到六零年代的情况。今天，马来西亚讲的都是有关你的肤色。你人生的机遇都取决于你来自哪一种胎。为何你的未来由骰子决定呢? 为何命运一定要玩一个残酷的机会游戏，而在你前面的却是与你出世于什么家庭有关呢?
马来西亚需要一个典范转移。不过这个转移不会发生，除非每个人都要它发生。一个手掌拍不响。前进的方式就是要埋藏过去，不要互相责怪。1969年要怪每个人。这不是一个人或一个族群造成的。就像我们需要两个手掌，才拍得响这个我们极为需要的典范转移的掌声。在1969年所发生的事情，也需要两个手掌才拍得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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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我们糊在一起的胶
Dato' Mahadev Shankar
1969年5月13日大概是离我们近四十年了。那天是星期几呢? 我记不起了!也许是星期五吧? 十三号星期五本来就不是个好日子!不过肯定是马哈迪把我们的钟拨快半小时之前。
在那时，我们的国父还是首相，我们大家都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1969年5月13日在我国的历史中是一个转变的日标。
我刚好在法庭山上完结我的案件，比往常稍微早些回到家。我的妻子和孩子都出街去，到傍晚才回来。
在黄昏时刻，所有惨剧一并发生。
暴民的叫喊声似乎来自公主路（现在是Raja Muda路了）和圆弧路（现在是Tun Abdul Razak路）的岔路。那里离我们在格尼一和二路角头的住家大约是一英里。骚动的声音都听得到。
我后来和妻子和孩子走出到我们的羽毛球场，因为我看到一个年轻马来人，慌张地在我们面前跑过，停下喘气，再继续跑。他的慌张感染了我们。
不久，我的邻居Tuan Haji Ahmad在马路对面大喊说在公主路发生暴乱，大家应该马上回到屋内。
夜幕低垂后，我们看到在Dato Keramat那个方向有几处地方冒着黑烟，燃烧着大火。整个四周围的空气都充斥着惊恐和臭烟味。以防万一，我们把大门深锁，然后互相依偎在电视机旁。
后来我听到有人高声大哭。那是一个妇女的悲哭声 "Tolong, buka pintu, tolong. buka pintu!" (求求你，开门!)。一个瘦小的妇女，手抱着婴儿，无助地要求庇护，很明显地，她是在格尼路附近的不幸人士。
我毫不犹疑就冲出去开锁让她进来。她满眼恐惧，婴儿也在大声哭泣。稍微的安心看来让她沉默下来，但她却不回答我的任何问题，也不说话。
一进入屋子，她就躲在我们饭厅角落坐下，安抚她的小孩，面对墙壁，望也不望我们一下。现在很明显地，她是一个不会说英语的华人。她也不愿意多谈，只是用巴刹马来话请求说她不会给我们麻烦，会在明天就离开。我们对她的注意力不久就转到电视机上。
心神慌乱的东姑阿都拉曼向大家宣布，由于马来人和华人发生种族暴乱，颁下戒严令。说是由于一些人在庆祝选举胜利时得意忘形下所引致。他强调冷静的需要，而保安部队将会维持秩序。我非常记得他当晚的最后一句。
“Marilah kita hidup atau mati sekarang.” (让我们现在就选择生或死吧。)
在我把注意力放回刚才的瘦小妇女，和她更瘦小的婴儿身上时，我不得不承认我闪过一丝想法，觉得住在一个马来人居多的地区，我如今收容了这个华人妇女，是一种把我自己的家人安全作为押注的行为。从电视机上的广播，她的种族如今已成为盲目种族憎恨的目标。
这种不人道的卑鄙想法很快地被我压下。她也看了电视机，也许更注意着我，一定是看到了我满脸的乌云。
我们大家没有一个想吃东西。我们只是坐着在等, 也不知道要怎么办。几个小时后，我们的铁门上传来大声的打击声响，还有一个男性的叫喊声。
我发觉我担忧的时刻已经到来。我要求我的厨师木都，一个真正的英雄，当时若要算的话，陪我到铁门。那里站着一个我从未见过的彪形马来大汉。
我发抖地问他要什么。 “你家里有我的妻子和小孩，我是来接她们的，”他用英语这么说道。
我怀疑地问他说∶“你能够形容下你的妻子吗?”
“是的，可以，我知道你问我是因为我是个马来人。我的妻子是华人，她很小只，而我小孩才有几个月大。我现在可以进来了吗?”
我马上开了锁。在他进来了之后，我们目睹了最感人的家族团圆。他衷心地感谢我们后就尽快地离开了。我们在激动之中没有问起他的名字和地址。
接下来?
我知道了我应该要做的事情。我马上打紧急电话，并志愿加入救济工作。隔天一早，一辆装甲车出现了。我被带到国会，被派去协助Khir Johari和Manikavasagam。
我们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把难民转送并安顿在独立广场。后来我们也帮助红十字会的拿督Ruby Lee寻找失踪人士和提供紧急食物援助。
若那个在我们家躲避的小孩还在世的话，他今天也应该有38岁了。
那天傍晚，上苍把建立起我们这幸运国家的三大民族都安排在那间屋子内。在我们的独立50周年的来临，以及我们心里非常期待的种族团结，让我给我的读者去问他们自己这里是否有给我们大家的启示。对于我们在1969年5月13日的晚上的经验，那不就是把我们连在一起的胶，带着一个讯息说，我们应该互相爱护，不然就是死吗?
2007年5月13日
Dato’ Mahadev Shankar目前是再益律师楼的法律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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